恍惚中有这么一句话突然间深深的映入我的脑子里：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责任始于梦中）——《海边的卡夫卡》里提到的叶芝某首诗里的句子。

好难理解：责任怎么会始于梦中呢？

隐隐约约的感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生命降临人间，责任便开始伴随着他。也许你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刚降生的婴儿有什么责任，他又如何承担责任？我的理解是，即使是婴儿也是有其责任的——他的责任是首先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来，是的，婴儿的思想尚未足以让他明白责任是怎么回事，但生命的本能会让他们很好的尽到这个责任。那第一声啼哭，就像是在告诉众人，从这一刻起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了，今后你们别想忽略我的存在。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小生命不断的用哭声来表达他内心诸如想要嘘嘘，饥饿的想法。大人们没办法忽略这些可爱小生命的哭声，总是不断的尽力给他们最好的照顾，于是大多数生命就这样顺利的存活下来了，然后开始他们各自漫长的人生旅途。当我们开始在人生的旅途行走时，各种各样的责任也就接踵而至了。无论是求学，恋爱，工作，还是结婚生子，哪里没有责任的身影呢？等到我们行将死去，离开人世时，难道说责任就没有了吗？我想，责任依然是有的：那便是该离开的时候就赶紧离开吧，何必苦苦留恋人世徒增烦恼呢？

也许我的理解的确是有些牵强，但按照我一贯来的观念，责任这玩意来自于实在的生活。当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时候，就必要的需要对自己、家庭、集体，乃至国家承担并履行一定的责任。于是乎，父母养儿育女，儿女孝敬父母，老师教书育人，学生尊师好学，医生救死扶伤，军人保家卫国。你看，这上面提到的哪一样不是来自于现实呢？所以，叶芝说：责任始于梦中，我着实是无法理解了。

梦是什么？梦里有什么？我们说梦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想象，是内心潜意识的映射，当然，这种潜意识你我未必可以察觉到的，如此说来，此处的梦实际是一种想象？原诗里的“Dreams”是否可以理解为“梦想”？我想，当我在想责任跟梦到关系的时候，过早地将自己的思维限定在“现实”的疆界里面了。由此可以，或者可以说：责任始于梦想。责任始于梦想，这样说得通吗？反过来说，若是责任没有了梦想，又会如何呢？

SYSUBBS上的Love版块对应的中文名称为：爱是我们的责任。起初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爱是我们的责任的话，那么要尽到怎样的责任才算是爱呢？以爱情为例，如果单纯的以人类存在为衡量标准，男女之间交往的责任只不过是繁衍后代。但你若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孩，跟她说，你跟我一起吧，为了人类的延续——我说，你们可以想象出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当然，我并不保证这会出现某些意外的情况，比如有些女孩也许会就此爱上这样一个傻里傻气的男孩，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想，这并不足以赢得一个女孩子的芳心。这就是说，仅仅抱着“繁衍后代”这样伟大的现实的责任去追求爱情多半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说抱着这样的念头有什么大错特错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爱情并不仅仅需要这样一个简单的干巴巴的责任。你得想办法这个责任包装起来。用什么包装呢？我想，或许可以用想象，用梦想来包装。常常说陷入爱情的两个人好像是傻子，因为他们对某些外人看起来根本没有可能的承诺笃信不疑，那么明明很蹩脚的花言巧语却能够让他们陶醉不已。其实这并不可笑，在外人看来很白痴的那些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的承诺其实是包含着想象的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心里头怀揣着那些想法的时候，就开始在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照顾对方，不要让他/她轻易受到伤害。我也会给她承诺，告诉她将来会如何如何，将来要给到她什么，说真的，有时候自己也在想，现在所说的这些会有多少成为现实呢？但是，每每想起那些说过的话时，心里面便不由自主的会去想，为了那些目标要付出些怎样的努力，于是乎，责任便由此开始了，即使将来不能全部做到，但首先要让她看到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爱情中，责任地的确确是来自于现实的恋人关系，但是往往却始自

你为你们双方所设定的梦想。

工作有时很简单，只需完成好老板交代给你的任务就可以了。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想必大家都是熟悉的：有个鞋商派了两个员工到一个岛上考察鞋子的市场，一个员工发现岛上的居民都保持着赤脚生活的习俗，于是他回去报告老板说那座岛上的居民不穿鞋子的，我们的鞋子在这里没有市场。但另外一个员工来到了岛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没有穿鞋的习惯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喜出望外，回去报告老板说这里的居民还没穿鞋子的习惯，只要我们稍加宣传一定可以在这里开辟新的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第二名员工被派到了这座小岛上开辟市场，经过宣传和推广，岛上的居民逐渐知道了穿鞋的好处，并开始买鞋穿着走路，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第一个员工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他尽到了考察的责任。但面对同样的一座小岛，两人考察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其实说明，工作应当不仅仅是依靠责任感的。缺乏想象力的责任感如同一杯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奇，而为了能够将工作完成的更好，我们需要要依赖更多的激情与想象。当责任乘上想象的翅膀时，我想，大多数情况下，结果不会很糟糕。

如果对应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话，我想责任对应的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人生存最基本的责任是要满足这种物质性的价值需求，通常情况下，尽到这些责任已足以保证人的生存了。但是再往上的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精神性价值需求则需要想象力了。如果不去想象，也许我们会很难理解还有这些需求的存在，更不会知道去尽到满足自身这些需求的责任的存在。

大概，这就是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吧。村上春树如何去诠释这句话的，有待于我读完全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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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想去哎呀呀看下有没免费的地铁票领，但骑着我的宝马去到贝岗街才发先，这一溜的店都还没开门的，作罢，还是乖乖的刷卡吧。

地铁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在琶洲站就下了车，看来这书香展的吸引力还真是不小。看到更多的是大人们牵着小孩子来的，临近开学的日子，作为父母，当然愿意带着孩子来到这样一个书展挑上几本书开始新学期的旅程，其实，很多时候是教辅类的书——这我懂得的。当年，每每临到开学之时，也会要求父亲带自己去书店买些参考书，那个时候，总是觉得拥有那些参考书会让自己的成绩提升，于是对于买参考书也是乐此不疲，但实际上，一个学期下来，那些参考书很多都是空白的，没怎么翻过，尽管如此，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做这样的傻事。

顺着人流进入场馆，跟外面炎热的天气相比，里面真是两重天，甚至感到一丝冷意。里面的人流已经很多了，转了一圈，书目的种类虽然很丰富，但还是觉得挺失望，最多的书就是各种类型的畅销书：名人传记，炒股的，赚钱的，书的封面无一不在引诱我们——赶快买我吧，把我买回去，读了我，你马上就可以成功了，你的财富马上就可以暴增了；再过来就是各类的教辅书了，小学直至大学甚至研究生公务员，只要你可以想到，那么基本上你就可以在这里发现你所需要的教辅书。可惜，对于这样的书籍，我并不是太感兴趣。原以为人文馆会好些，其实里面的书目都是一个样，想要淘些人文类图书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再者价钱其实也不便宜，八折，但通常网上购书都能够拿到这个折扣了，而相比之下，网上购书还送货上门，省去了提书负重的烦恼。在数字图书阅读区，也没发现什么好玩的新奇事物。

临走前，移动充值30送15元购书券，最终选了一本互联网的书——总不能空手而归，打道回府了。

归途，用手机看完了东野圭吾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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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去厘清脑子里所想的问题，但好像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无数的文章告诉我，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兵法又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照此说法，为了战胜自己就需要认识自己，但为了认识自己就需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战胜自己，这样的循环往复似乎包含了一个无解的难题。或许战胜自己跟认识自己之间不应该如此的界限分明，战胜自己的过程应该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吧，同样的，认识自己又何尝不是战胜自己呢？

人的脑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看起来非常脆弱，因为以生存方式来看，它只能通过氧化葡萄糖来获取能量，脑子的神经细胞必须不断的分解葡萄糖才能得以生存，所以只要切断五分钟的氧气供应，脑子就坏死了。但也正是这个看似呆板和单调的器官，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指挥官，身体的其他各个器官在它的指挥下，分工合作，协调一致的感知外部的世界，吸取外部的信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事物经过它的处理，转化成人的各种情感，然后它又指挥人体的各个器官，通过我们的脸部表情，言行举止将这些情感展现出来。理论上，每个脑子的组成成分应该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成分相同的脑子面对同一样事物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天才的脑子，诸如爱因斯坦之类人的脑子跟普通人的脑子有什么区别呢？这些区别为什么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如此大的差异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似相同的事物其内部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最浅显的一个观点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为什么会不相同，概因看似相同的树叶即使其构成成分一样，但是构成成分之间的排列组合也是不同的，即结构并不完全的一致。以此类推，看似相同的脑子，其结构也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就形成了？但这样的解释真的就无懈可击了吗？仍然存在的疑问是导致结构并不完全一致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我居然会对思考这样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问题，但这个时候脑子似乎不是由我控制的，当这样的问题进入我的脑子后，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在我思想的原野上肆意狂奔。

纠结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时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你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能够拓宽你生命的宽度。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不知道将来科技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至少目前来看，一个人的生命终究只有数十年，在这有限的数十年的时间里，需要好好的把握，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多姿多彩。多姿多彩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我想会主动拒绝多姿多彩的生命人应该不多，如果可能，大多数人心底可能并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过于平淡。美好的生活总是让人向往的，因着这种向往，我发觉自己容易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我想时间过得快些，这样美好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到来吧，可是另一方面，对于未来美好的生活其实心里没底，总觉得自己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由此产生一种害怕的情愫，如果时间过去了，生活却不如自己想象中美好，那该怎么办？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在某个时间轴上的，大多数时候，向往的生活却不在当下的时间轴上，它处于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或者某个时间段上。那么，这里引申出来的问题便是：未来是否真的可以预测？或者转换下问题：当前的生活是你想象过的那样吗？就我自己而言，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像跟自己之前所想象的有不少的差距，首先是大方向似乎是自己未曾想过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继续求学来到SYSU，仿佛是一个冲动，阴差阳错之下，我就来到了这里。即使在小方向上，也有很多跟自己之前所想所计划有着诸多的不同，我总觉得本不应该如此的，但生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一定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比如说，我预测我明天会吃饭——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每天都会吃饭的，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预测是正确的。但请注意这里的我的问题，我要证明的是“未来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你举了一个“我明天会去吃饭”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这只是说明了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而已，未来是一个如此大的概念，显然单纯以“明天”是不能概括全部的。对于未来是否可以预测这样的问题，我想我终究是能力有限，不能够下结论，但似乎大多数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我们会认为太阳总会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升起，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太阳过去总是会在某个地方升起来不是吗？然而，过去的每一个事实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将来的事实呢？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是觉得未必如此，这个宇宙将来会以一个怎样方式去运行，谁知道呢？

绕到这里，其实我的脑子已经有点晕乎乎了，索性不去思考以上的问题了。暑假好快就结束了。嗯，这个暑假，最好玩的事情就是学会了游泳了。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在水里你可以做任何你所想象的动作。潜在水里游动，看着光线在水中晃动，总觉得特别的惬意舒畅。在水里的时候，耳朵时常会传来咕咚咕咚的声音，不知道我们在母体处于羊水包围的时候，是否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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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客家话，我表示很惭愧。现在很少回老家，但现在每一次回去，我就悲哀的发现有一些事物我已经不会用客家话来表达了，所以在跟奶奶聊天的时候，好些时，我会问奶奶，这个东西用客家话怎么说。从高中算起吧，就读一中的三年更多时候似乎是讲普通话的，大学四年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普通话与白话，到了现在基本都是普通话了。也就是说大约八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让我遗忘某些客家话的词汇，再往后会怎样呢？我的孩子已经基本不可能回到我所在的老家了，而我和GF虽然都是客家人，但由于地方不同，存在很大的口音差别，所以我们的日程交流都是普通话的，这样一来，我的孩子以后家庭的语境也很有可能是普通话的语境了。这还包括今后他所接触的电视，在学校里所学习的普通话，那么，基本可以确定，到了我孩子这一辈，客家话会在他的世界里逐渐淡化，再往后一代，客家话在我家也许就要消失了。这是我的个案，但我想类似于我的个案不再少数，当这种情况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持续下去的时候，客家话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我现在会讲到客家话，也不是我所在那个乡村的口音了。高中三年，我所知道的很多从各个乡镇上来人的口音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同化，变成了“老隆话”。单纯从交流沟通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我 即使不讲“老隆话”，使用我所在乡村的客家话，也不会影响我和其他人的交流，但不知不觉中，自己的口音还是发生了变化。不知道当初的自己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要去学其他的口音。或许是因为虚荣，内心会觉得会说那种口音表示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又或者是说，当大家都在使用那种口音的时候，只有自己没有使用，显得很怪异。

现在，除了跟家人通话，跟老乡聊天会使用客家话之外，说客家话的机会很少很少了。客家话面临的是被白话，普通话，英语侵蚀的命运，这种状况是我无法改变的，似乎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的日渐式微了，无能为力。

除了客家话，现在说白话的机会也很少了。小时候接触过白话，但真正开始讲白话还是在大学的时候。虽然自己白话说的不那么顺溜，但我我得说我喜欢这个语言，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喜欢，所以现在逮着机会我就是想说下白话。

最近一部电影《志明与春娇》，白话版的里面有很多经典的白话粗口，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不会觉得里面的粗口恶心，反倒是听了觉得好搞笑。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暑假会去到中山跟父亲一块。在那个时候，尚不知道网络为何物，也没有电视，还好有收音机。于是每天中午都喜欢守在收音机旁，听白话的说书节目，如《倚天屠龙记》，啧啧，说书人的白话腔调很传神，虽然自己对他所讲的内容不甚明白，但还是喜欢的不得了。

还有一档白话的电台节目叫做《一些事一些情》的，DJ是Hugo同阿智，关于恋爱的聊天节目，很搞笑，大学的时候曾经迷恋过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不仅仅是因为搞笑还有他们个把声音听起来都很舒服。

关于白话的记忆是稀少的，但这不妨碍我对它的喜欢。而这四年里，白话似乎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我的生活，所以，如客家话一样，我亦很不希望它消失，但它又同我的母语客家话一样，面临着被某种更为强势语言侵蚀的命运。

普通话，从人口基数来看，它绝对是全球第一。但就影响力而言，在英语面前它似乎又成了弱势语言。目前来说，它并没有面临着被侵蚀的命运，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呢？我无法预测。

如果这个世界大多数语言都被某几种语言打败了，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也许，可以说，这下世界范围的沟通就顺畅多了，但从另一个层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几个语言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很多文化在时代前进过程中被消失了。我可真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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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窗外的风景？看书？听音乐？玩手机？抑或是跟同行的人交谈？

嗯，我现在是听这档节目——冬吴相对论。

节目介绍：

《冬吴相对论》是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世纪报系旗下《21世纪商业评论》与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档商业脱口秀广播节目。

节目由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与《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共同主持。每期都会从当下热点的社会、经济现象谈起，解读背后的真实道理。节目 打破以往广播财经节目严肃有余的纸媒化倾向，将轻松、睿智、人性化、平民化的广播表达手段充分融入到节目中来，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事件的玄机，在经济话 题的背后探讨生活的真谛。让听众分享两位主持人的个性魅力、商业智慧和人生哲学。节目既轻松幽默，又具思考张力，是一档充满娱乐精神的高端脱口秀节目。

《冬吴相对论》是极具原创精神的广播脱口秀节目样式。它的节目主张是坐着为您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节目张弛有度，不仅可以让业内人士真切感受到主持人的个性魅力、新锐思想和商业哲学，而且普通观众也能从中得到快乐和启发。

节目特色：
一档
充满娱乐精神和商业智慧的脱口秀节目
轻松、睿智
一档
诠释个性魅力和人生哲理的脱口秀节目
幽默、深邃
解读经济事件背后的玄机
发现生活细节蕴藏的真谛
原理、案例
包袱、段子
寓言、故事
深入浅出、引经据典
新闻性、话题性
思想性、知识性
严谨不严肃
张弛有度
边笑边思考
劳逸结合
关于经济的经典节目
推动商业
来自生活的生动谈吐
还原快乐
专家、企业家
学者、创业者
从偶然到必然，从偶尔到习惯
不约而同的收听选择
梁冬、吴伯凡相对而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冬吴相对论
比E=MC2更有趣的相对论

主持人介绍：

梁冬，1974 年12月出生，祖籍广东，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广告专业。于1998年进入凤凰卫视，因主编、主持《娱乐串串SHOW》而一炮走红，其幽 默风趣的主持风格深得观众喜欢，获得广泛的肯定，成为亚太区最著名的华语节目主编及主持人之一。2005年1月出任百度公司副总裁，2007年3月从百度 离职，7月创办太美科技控股公司，并身任总裁。另外他还是“爱的亚洲文教基金会”理事，从事着公益事业。

吴伯凡， 哲学硕士，“数字论坛”成员。1997年起在研究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之余，开始从事网络文化研究和IT产业分析，著有《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一 书。曾任《环球管理》杂志联合总编，《环球企业家》杂志总策划，美国《INC》(公司)杂志中文版主编，《创业家》杂志主编。2004年底加盟21世纪报 系，担任《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

个人感受：

节目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是25分钟左右，一个来回，大概可以听4期。个人觉得这个节目挺不错的，能够得到不少的启发。两位主持人说话的水平、风格，所谈论的内容都有较高的水准。so，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还不知道上下班漫长的时间做什么好的话，那么尝试下听听这个节目吧。

相关资源：
主页：http://dongwu.21cbr.com/ （里面有节目试听资源）
冬吴相对论博客：http://blog.sina.com.cn/dongwutalkshow
主持人吴伯凡博客：http://blog.sina.com.cn/21cbr
节目下载地址：http://www.verycd.com/topics/2807431/ （里面有第一期到最新一期的节目，每期文件大小大概在25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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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尝试在博文前添加摘要，方便尽快掌握文章要点———-

你注意到了吗？表达差不多是我们每天生活中经历最多的事情。

似乎，表达这项技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从降临人间那一刻起，婴儿便开始用哭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听起来婴儿的哭声是千篇一律的，实则不然，这篇文章就说明了婴儿的哭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破译宝宝17种哭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哭声是婴儿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

随着婴儿的长大，单靠哭声已经不足以完整表达他们内心世界日益复杂的想法了，于是他们学会了说话。由此开始，说话这项技能便伴随我们的整个人生了。我们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需要什么，拒绝什么……诸如这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说话很好的表达出来。而往深处延伸，说话并不仅限于我们日常的说话，比如我们日常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电视从广义上可以看作是说话的变体。说话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认为表达就是说话。

表达就是说话吗？不是的，虽然说话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表达形式，但如果据此认为表达就是说话，那就大错特所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文字，我们通过文字的组合写出来的文章同样也是表达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有的人可能会说，所谓的文章也只不过是说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本质上也是说话。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举个简单的例子，读小说《红楼梦》跟看电视《红楼梦》一样吗？显然不一样，如果二者可以等同，那么，新拍的《红楼梦》就不会如此遭人诟病了。在读小说《红楼梦》时，透过文字，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出一个不完全一样的红楼世界，而电视《红楼梦》里演员们的言行举止却似乎跟我们所想象的世界大不一样，这背后的原因我想其实就是文字跟说话在表达意境时大不一样的。

在前面的例子中，我提到了“言谈举止”这个词。“言谈”简单的讲就是说话，而“举止”则是我们的动作神态。不要忽略，动作神态也是我们表达的一个形式。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做出某些动作，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演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演讲者的会随着所说的内容辅以一定的手部动作，脸上的表情也发生变化，基本上他想要表达的情绪通过他的动作神态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如果整场演讲下来，演讲者毫无表情毫无动作，我很难想象这会是一场多么成功的演讲。

到这里，我已经谈到了说话、文字、动作这三种表达形式。但实际上表达的表现形式仍然是不局限于以上三种的。

梵高以什么闻名于世？为什么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会让如此多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齐白石寥寥数笔画出来的虾能够如此传神？我一气提到了三位大家，想必大家对他们的身份不会陌生。自然，大家也很容易想到我这里要说的是绘画，说实话，我对绘画一无所知。但我仍然认为这同样是表达一种重要的形式。前些日子，搞一个活动，去到黄浦区图书馆，正好里面正在举行一个画展，是四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告别童年的画展，收录了是她们从开始画画到现在的作品。当然，她们的水平跟那些名家大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通过她们的这些作品，我可以体会到她们内心丰富多彩的想法。对于小孩子而言，说话可能不那么利索，识字更是有限，那么，绘画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再也合适不过的表达形式了。很多小孩子喜欢涂鸦，到处乱涂乱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他们具有很强的表达欲望。

也许还有很多其它的表达形式，但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我也无法一一列举。

而最重要的是，在木屋中，“思考”它承载着怎样的使命？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读书”思考”表达”的过程是顺理成章的，带着问题去阅读，在阅读中思考，然后将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具体到木屋的博客，我要表达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这其实是我这篇博文想要回答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网站，当然也包括木屋，它必定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打开木这个博客，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主题。现在，我所使用的主题是搜索时在某妖的博客中找到的，在保持基本框架跟结构稳定的情况下，作了一定的调整。这是我捣鼓wordpress以来，自我感觉最为满意的一个主题，它足够的简单，色调也是我自个儿中意的。而在我自己看来，我是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主题，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思：在这个喧闹的网络空间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木屋，记录所思所得。当然，这个主题是否能够表达出这样一种意思，似乎不是由我自己说了算，而是每一个访客说了算。好吧，姑且算作是我自恋吧。嘿嘿。

而至于内容，即在这里要记录些什么，谈论些什么。这最主要是由我的每一篇日志来体现的。到目前为止，我所写的东西其实还是很杂乱无章的，没有什么固定的主题。接下来会怎样，我自己似乎也不那么好把握，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会尽量做到坚持更新、坚持原创。这几天更新的频率很低，然后，我马上发觉自己整个人都懒惰起来，做起事情来也毫无专注度，似乎没什么干劲。我想，还是写点东西，警醒下自己，才能够让自己动起来。这些都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而小的方面，具体到一篇日志，其实是使用了包括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方式来表达自己想法的综合体。昨天，导师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提到的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都要注意逻辑结构，甚至给别人的一个留言，如果没有逻辑结构的话，马上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为什么那么强调逻辑结构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减少受众接受信息的负担，保证高效准确的信息沟通。可以这么说，逻辑结构是表达一个框架，它承担者语言、文字等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逻辑结构，那么再优美的语言文字都令人费解。这里也给自己提个醒，所写的东西要有逻辑结构，以帮助人更好的接受信息。

再回到开头我所提到的种种表达的方式，它们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最为关键的是根据场合采取合适的表达方式准确的传达信息，并且很多时候，是综合采用多种方式一起表达的。而对我们来说，这些表达方式其实是一理通百理明的，当我们说话时注意多思考多注意逻辑结构时，在我们作文章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的带着这种思维；而我们经过作文章的锻炼，在日常说话时也必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将“表达”放在木屋副标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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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间不远却感觉很远的年代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们的身边呢？妄图借助某几个人的影响力来推动几无可能。原不想以坏的恶意来揣测某些事情，然而，众多事情却明白无误的指向不那么好的结局。沧海中的一粟似乎只能飘摇的生存在世界。

———————————————————————-

以下是钱理群老师9月13日在北大中文系举办的一个小型《民国那些人》新书发布的现场发言,整个讲座精彩之极,掌声和笑声不断.能坐的人的地方全坐满了人,实在是场地有限,有的同学就一直在门口站了将近3个小时，钱老师的一席从《民国那些人》谈起的话题让人听得一阵阵感喟．

征得钱老师同意,我们把他发言的现场录音整理并已请他审阅和修改了,发在豆瓣和大家一起分享.

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钱理群先生从《民国那些人》谈起
（2007年9月13日于北大）

钱理群

“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

今天来参加《民国那些人》座谈会，我还带来一本书，是我和严瑞芳老师共同主编的《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全都是北大的历史老人——从京师大学堂时代的李端 、张百熙、林纾，到五四那一代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等——他们的后人所写的回忆文章。我在序言里写道：“本书是‘永远的北大人’的一次聚会，一次难得的历史的聚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座谈会，其实也是一次“永远的北大人”的聚会。《民国那些人》里，就有不少北大人，打开书，你依次见到了：李赋宁，冯友兰，赵元任，叶企孙，丁文江，傅鹰、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王瑶，金岳霖，陈贻火欣，丁西林，杨晦，吴兴华，曹靖华——，这一个个都是“北大魂”，通过作者的描述，他们已经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了我们中间。而书的作者徐百柯也是一个北大人：他在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我想，如果没有北大精神的熏陶，浸染，他也写不出这本书。今天到会的同学，又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而我自己，则是北大的退休教授。我们这些北大人聚集在一起，谈这本书，谈民国那些人，谈北大的前辈，在我看来，就是在“寻求真的北大的声音”。
为什么要“寻求”？因为这些“真的北大声音”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了，被许许多多的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慢慢地，就被遗忘了。我读这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就是制定清华大学校训的周诒春老校长，在今天的清华几乎是无人知晓了。在座的同学也不妨自问一下：北大校长中，你可能知道蔡元培，马寅初，但你知道自称“北大‘功狗’”的蒋梦麟校长吗？你如果是西语系学生，你知道“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诗人吴兴华教授吗？你是中文系的学生，你可能从老师那里知道吴组缃、林庚、王瑶的名字，但你知道老师们为什么如此倾倒于这些老先生吗？记得在《我们》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就向同学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认识脚下的北大这块土地吗？”如果你对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对这块土地的精神，传统，认知上是陌生的，在情感、心理上甚至有疏离感，那么，你不过徒有北大的学籍，你不会有“北大人”的感觉，当然就谈不上是“永远的北大人”了。（全场活跃）

想起了十年前的纪念

其实，早在十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呼吁和努力。1997年，那正是北大百周年校庆的前一年。学校成立了许多新的学生社团，其中也包括“我们社”：我查了你们的社史，它就成立于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会上，我也像今天这样有一个发言。先后成立的，还有“时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这里还保留了一份时事社所办的《时事》杂志1997年11月试刊号，它的编辑部发刊词题目就叫《寻找真北大的声音》
——后来，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编的《走近北大》一书（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北大校史的一个重要文献。因为它传达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大学生的心声。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听：“一切的大兴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荣的。可是我感觉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只有压抑的感觉，因为三角地上只有培训和招聘广告了，因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着相互拥抱着的情侣了，因为图书馆里只有一张张透出英语单词和微积分的麻木的脸孔了，理想和责任感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缺席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在北大吗？怎么我听不到五四的呐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点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热血沸腾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忧天下的责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个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断发达，可他总也立不起来”。（鼓掌）文章最后表示，要“以昂扬的风貌维系北大魂”，“为北大，为中国，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听到真北大的声音，让你感受到多少年来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这也正是面临一百周年校庆，许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过一次题为《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的演讲。不知道徐百柯你听过没有？（徐答：我没有在现场，但后来读过整理后发表的演讲稿）演说一开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后年是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现在的一、二年级学生能赶上这个盛典，真是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顺便说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在座的同学能赶上这个节日，也应该是很幸运的。我接着又说：“因此，大家都在考虑：到哪里去寻找北大的传统？记得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他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蒋梦麟校长的一段话：‘一个大学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这就是说，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校长、教师与学生的活动构成了所谓‘校园文化’，一个学校的传统自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类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北大教授为主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是以北大学生为主，而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则对师生的活动起到了保护与推动的作用：这三方面的努力就构成了北大的‘五四’传统。如果我们再做具体分析，还可以发现，在这三类人中，学生是流动的，即人们通常说的，是‘飞鸽牌’的（笑）；校长呢，按我们国家的体制，是由主管部门指令的，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教师、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对稳定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贯制’（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一个学校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教师、教授身上，并且主要是由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传递的”。因此，“同学们想要了解和继承北大传统，我建议大家不妨从本系本专业入手，调查一下，一个世纪以来，有过那些学术和人格都堪称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着鲜明特色与贡献的教授，他们开设了什么代表性著作或讲义，还可以通过回忆文章、传记等，进一步了解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风貌—–这样，同学们就可以从中触摸、感觉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专业）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
后来，一部分师生在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发起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老校长，继承与发扬蔡元培先生开创的北大精神传统”为中心的民间纪念活动，除了自编、自演话剧《蔡元培》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与研讨会，最后出版了《校园风景中的永恒——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参与者中，更是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全场活跃）。
现在，在十年之后，又是北大一百一十周年前一年，读到了这本由当年的在校学生写的《民国那些人》，重现北大老校长、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确实有许多的感慨。这又是一个历史时机，让我们通过这本书生动，感性的历史叙述，再一次触摸、感觉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精神传统，再一次倾听这些年我们已经很少听到的，被遮蔽了的北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声音”，以便于我们更清醒、更真实地面对我们自己和今天北大与中国知识界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在我看来的《民国这些年》这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以上算是我的“开场白”（鼓掌）。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但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却不能不感到一种无奈与沉重。书的封底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北大人和历史上的北大人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这些老北大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全场活跃）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于是，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因此，我想把我们的讨论拉扯开去，说一些“题外话”。我想起了去年北大团校举办了一个“生于八十年代”征文比赛。这里说的“生于八十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一个自我描述和命名，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80后”。征文小组请我当首席评委，还要我作总结发言，我也真的认真准备了一个“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的演讲稿。但后来却突然通知我，颁奖大会不举行了，我也不必讲了，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今天就把我原先准备的讲稿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讲一讲，也算是一个弥补吧。我首先谈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一个数字：从1980年至1989年的十年中，中国约有二亿四百万人出生，即使排除中途夭折的，“80后”也有两亿人左右，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全场活跃）而且你们中间的代表，像姚明，刘翔，郎朗，都被世界看作是中国形象的象征了。（笑，鼓掌）“80后”这一代已经如此重要，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有很大的争议。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80前”的各代普遍对这一代人评价不高，而“80年后”的自我评价却不错，（笑）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我在研究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有一个发现：这样的前一代人对后代人的指责、批评，以及后代人对这样的批评的不满和反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一代传一代的。（全场活跃）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五四那一代的刘半农，就曾经写文章大骂三十年代的青年，说他们不读书，字写得不好，等等。——这和今天一些人对80后的批评也差不多。（笑）我是在三十年代末出生的，大概也属被骂之列。（笑）但，在今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出生的，都被说成非常了不起的几代人，因此，有资格来骂后代人了，包括诸位在内。这就是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你们也一样，听说再过几年，大学生就都是“90后”了，那时候，你们这些“80后”大概也要批评他们了吧。（笑）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尤其是年青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鼓掌）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得到许多朋友，包括“80后”的年轻朋友的认同。不过，也有“80后”的同学对我说：你说每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但我们也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那么，我就姑妄说之，诸位也就姑妄听之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全场活跃）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胡胡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全场活跃）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曾昭抡：不修边幅的名教授》。从表面上看，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传闻：“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笑）；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笑）；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觉得奇怪极了（笑）；而他所穿的鞋，联大学生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他平日里走路，总是低着头，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见。（大笑）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大笑）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象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可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全场活跃）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本书写到了几位以身殉道、殉职的学人、报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张作霖三十万元“封口费”而惨遭杀害的民国名记者邵飘萍。他有一句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想，“铁肩担道义”是可以概括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夺”之“志”的，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鼓掌）。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磨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全场动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课，我想把它称之为“最迷人的课”。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浩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笑）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全场活跃）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林先生欣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鼓掌）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的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葆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长时间的鼓掌）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我记得这是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笑）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谋生的意义，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对物质利益、金钱的追求都是人应有的权利，所谓“安贫乐道”，如鲁迅所说，那是一种统治术，鼓吹者自己是不准备实行的。对这样的说教者，年轻人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但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即达到衣食无虞以后，人在精神与物资上应有什么追求，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学者、教授，他们显然更注重精神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裕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追求外在于自我生命的东西，因此，就能如孔夫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都是身外之物，是应该而且可以淡然看之的。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象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关于学术的承担，前面在讲曾昭抡先生时，已有论及；这里再作一点发挥。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笑）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大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笑）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于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鼓掌）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蒂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望在座的研究生，切切记住这一点。（笑）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那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补充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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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似乎只要我们的大脑能够正常运转那一刹那起，我们就踏上了漫漫的思考之路，直至终老。我对医学方面的知识不了解，并不清楚一个脑死亡的人能否进行思考，但是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我想思考一定是人生当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倾向于认为思考是人生的灵魂。没有了思考，一个人便与行尸走肉无异了。臧克家有这么一首诗（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有的人，里面有几句话想必大家不会陌生：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什么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呢？为什么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呢？我的理解是，活着的人已经失去了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只会人云亦云，这是很可怕的，想想那个可怕的年代，想想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多时候似乎就是在走向这方面；而死去的人他的思想给人带来了积极正面的意义，引发人的思考给人的行动以指引——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关于思考的作用我想毋庸赘言，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

在木屋中，我将思考放在了读书之后，这并不意味着读书之后才会思考，我早在上篇文章中就提到过“读书——思考——表达”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读书，很有可能是因为有意或者无意中思考过某个问题，想要进一步了解某方面的知识而选择阅读；而读书过程中的思考则是一个知识吸收的过程，如果不经过思考批判吸收，书本上的信息只是在大脑中走了一个过场，你不知道你自己通过阅读收获了什么，纯属浪费时间。当然，也有很多休闲快餐类的书籍只是为了一时感观上的享受纯粹是了打发时间，这种书籍留给思考的空间不大，若不是你为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而往死里思考的话，会把自己整脑残的，切莫轻易尝试。

我佩服那些睿智的人，他们的思想总能给人启迪。然而，我离这方面差的可真远，所以我想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增加思维的深度。我是一个见识浅薄的人，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都显得幼稚，没有逻辑性可言。所以，虽然我认识到思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作用，但我却无法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来帮助大家如何思考——每个人对思考的认识不一样，思考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别。到目前为止，在思考一个问题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则：

（1）思考是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一个新问题的认识，更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充分了解，才能说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会倾向于认为一个长者会比一个新人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更成熟，因为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长者已经积累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这种经验有助于他更好的作出判断，而新人刚接触某个问题时甚至不知如何入手，更妄谈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了。当然，这并不排除，长者会陷入思维定势的怪圈——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似乎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

（2）理性的思考。理性思考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只需要收集正反两面的大量资料，要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与根源。我认为走向极端的思考是危险的，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我最常上的门户网站是网易，因为很喜欢网友的跟贴，非常的有趣。然而，最近常常发现，里面的言论似乎愈发的走向极端了，当然这相当部分的确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有许多诟病，引发人们不满。我对此也颇有微词，一度感到比较悲观。但若只是陷入一味的为批判而批判，为发泄愤怒而发表言论，走入思维的极端，于己于人似乎都帮助有限。理性的思考，提出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冲破制度的桎梏，方是我们最迫切的事情。最近也在读《南方传媒研究：记者生存》一书，在中国做记者不容易，体制内的如此，体制外的更是如此——对于体制外的记者，更加需要的是理性的思考以及技巧性的表达：既要看到问题所在，又要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同时也要防止自身不受到伤害，谈何容易。也许短时间内理性的声音总是容易被极端的言论所掩盖，但是只要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大多数流传下来的言论几乎都是建构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3）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这是帮助理性思考一个有效的手段，我仍然想提下。特别是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有冲突，如果我们只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只会让冲突加剧，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我们放下偏见，站在他人的角度想想他对这个问题会是怎么思考怎么认识的，很多时候问题跟冲突的产生只是因为我们都过于局限于抬头所看到的那一片天空，视野之外的呢？

浅见，是为木屋副标题之思考，盼不吝赐言指教，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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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我是见过的，一面之缘。当然，他没见过我，因为当时他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而我因为找不到位子只能坐在地下以45度角仰望那张略显沧桑而又带着狡黠的脸孔。他的演讲才能真的了得，时不时来个幽默总能引起场下的哄堂大笑，不得不佩服他讲故事的技巧，真是把握的恰到好处。好吧，我坦白交待，其实，更吸引我眼球的是他身边的几个美女，据说是他的秘书，长得很是诱人呐。看看唐骏，再看看他身边的美女，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觉得……哎，算了，还是不说为好。

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来吧。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马上想起了导师一直教导我们的，原话不记得了，大意是说：一个人要成功，靠投机取巧耍小把戏始终是不行的，可能你现在作假没人发觉没人知道，但是当你到了人生的某个重要关口，比如条件差不多的两个人在同时竞争某个岗位时，当年犯下的这些错误就很有可能被人揪出来，顷刻间能够让你失去机会。唐骏到底有没有造假，只有他心里面最清楚了。但无论是否造假，我想他的公信力势必会受到影响，至少当他再次站在台上说起他过往的经历时，人们心里面肯定会这样的疑问——他说的是真的吗？道德有这样一种力量：当你拥有着的时候，你似乎也没能从中感受到很深刻的好处；可你一旦失去了它，很快你就会感受到负面舆论的威力。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什么没人知道，中国的古话“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今天仍然是成立的，甚至在互联网时代，只要你接触网络，只要你在网络上活动，那么你就无处遁形了。听起来是挺恐怖的，但事实真的如此。

看了一些评论，有些人认为，学历啊文凭啊这些根本就不代表什么，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唐骏作为中国的打工皇帝、第一职业经理人，已经足够说明他的能力，至于学历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问题。就我个人来看，学历文凭之类也许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什么问题，但是总体上来看，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大多数学历较高的人，他们的能力在初始时相对而言会强一些。永远不要忽略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作用。其实，看待这个问题时，千万不能选一两个特例来大谈特谈，这里面牵涉到的是样本选择，是概率问题。并且这种固有的差距并非是不可逾越的，也许不需工作多长时间，这种差距就可以被抹平。

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很多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总喜欢找重本之类的院校，而某些知名企业更是非211、985工程院校不要。也许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有失公平，但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单单招聘就已经需要时间资金成本了，招聘进来新员工还要花费时间跟资金去培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我是HR，那么我也会选择概率上优秀人才较多的知名院校，总体上，这有利于节约企业的成本。尽管有人会为此愤愤不平，但是我想这种情况仍然将持续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社会对人才的认识尚未根本扭转过来。不仅在应聘时学历这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在晋升时，学历同样关系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都喜欢去读个什么在职的研究生博士生之类的学位。道理很简单，一来大家都有了，你没有显得太掉价了，低人一等；二来有了这些证书，晋升时至少不会在学历上被卡住；三来，在这些课堂上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能够结识各路人马；四来，很多时候，读这些学历的官员们自己不用出马，文章有人代笔。有如此百益而无一害，难怪那么多的官员为之疯狂了。

在利益的驱动下，当然会有人铤而走险啦——花点钱，搞张证。我还没有练就火眼金睛去分辨出唐骏到底有没有造假——即使是真的，我想唐骏不是唯一的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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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最近事儿繁多，先是某门课程的期末考试需严阵以待；紧接着是例行的导师见面，少不了是需要准备一番的；还没结束，临时帮忙做了部分的PPT，时间很赶，但也是熬夜完成的；然后就是弟弟高考填报志愿，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最终还是随了他的兴趣，希望会有个好结果；姐姐的宝宝顺顺利利的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也荣升舅舅了，姐姐期待宝宝来临好久了，希望小宝宝能够平平安安，这是我对他最大的心愿；最终没能找到实习，找个时间总结下找实习的历程，不过现在暂时得放下，没能找到实习，但这两个月的时间不能浪费，好好的写论文，争取出点成果；还有Vivian也要加油，作出决定之后就全力以赴，坚定的支持你。

虽然事儿繁多，但很多事情仍然在关注的。当然，现在最引人注目的事情非世界杯莫属了。开赛至今，看了不少的比赛，到了四强阶段，比赛少了，突然感觉冷冷清清，仿佛一下子少了一个可以聊天的话题。诸如巴西、阿根廷这些球队的出局固然让人觉得可惜，然而日耳曼民族在绿茵场上的表现却足以赢得全世界的尊重。我不是一个纯粹的球迷，没有自己固定支持的球队，甚至对足球的很多规则也是一知半解的。然而，或许因为了解到球队不多，所以在看球的时候，我会希望巴西、阿根廷这样的球队能够赢得比赛，因为我相信他们每赢下一场比赛，我就有机会去欣赏他们将要带给我愉悦的感官享受。相反，当遇到一些弱队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赢下比赛，这是基于同情弱者的心理吗？似乎并不全如此，因为当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球队碰到弱队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希望强队能够赢得比赛。这又是为何呢？真是奇怪而又矛盾的心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跟我类似的想法？

其实，我今天更想讨论的一个观点是——体育不是一项纯粹的游戏。在巴西跟荷兰的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在QQ签名写下这句话。当我第二天起来看到加纳跟乌拉圭比赛的结果，以及苏亚雷斯的用手挡出的那个必进球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

事实上，这个想法更早的开始于08年的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总是希望中国的运动员能够赢得比赛，拿下冠军——这个想法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为国争光，我只是知道在中国，很多运动员非常的不容易，特别是在成名之前，那种日子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下来的。比如女子举重，谁能告诉我你能够从这项运动中体会到什么呢？你也许会说那些运动员们的拼搏精神，一次又一次的挑战极限感动了你。非常抱歉，或许我真是见识浅薄，我只感觉到了那是对女性的摧残。也许我这样的说法真是有失偏颇——我不是她们，我怎么能够知道她们是否乐在其中呢？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在场上动人的一幕，但还有更多的没有拿到冠军的运动员，她们能够做的是年轻时日复一日的训练，等待着拿冠军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有多少？如果没有拿到冠军，那么她们的生活便无法改变。的确奥运冠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会说自己非常热爱这项运动——如果我拿了冠军，我当然也会这么说。但不能够忽略的是那些努力过拼搏过却始终跟冠军无缘的人，他们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仍可以继续探讨下去——具体到我们国家。每一届的奥运会都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去培养奥运冠军，没错，这的确收到了效果——终于我们在08年奥运会上金牌数第一了，似乎我们国家的体育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细细的思考下，拿了那么多的奥运冠军，除了自己感觉心里面自豪些还有什么呢？并且这种自豪还只能是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自豪。当然，总会有人心里面特别高兴的——你看，在我的领导下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些奥运冠军啊，是某些人手里面的资本。而普罗大众呢？那些迫切需要体育场地进行体育活动的人民呢？去哪里找他们的运动场地？那时候我认为体育不是项纯粹的游戏，是因为觉得体育运动发展到至今，似乎变成了一场事关国家民族荣誉金牌的争夺战，而在某些人眼里，体育运动更成为了晋升的资本。

再回到足球这项运动。如果稍微思考下便可发觉，商业已经侵占到足球场上每一个角落。围绕在足球场上的广告牌，球员身上穿得球衣，球鞋，还有球星的广告，球员背后的俱乐部等等，这些w我想我们不能理解。而更为恐怖的是各大博彩公司为每场赛事开出的各种盘口，资金量之大令人咋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看不到的呢，则是那些地下庄家，他们接受的资金一点也不输给正规的博彩公司。你看，小小的一个足球场，在场上踢球也只不过区区22人，却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利益圈包围着他们。他们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就有可能影响场上局势的发展。假如他们刻意为之呢，结果又会怎样？我相信，在如此诱人的利益面前，一定会有人铤而走险的，无论是裁判，还是球员，又或者说是教练以及官员。显然，当体育赛事夹杂着如此多场外的因素时，它已经无法保持它原本的纯粹了。即使抛开这些金钱上的利益不谈，来看苏亚雷斯的那个手球，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一定会有人认为他的这个举动是民族英雄，无可厚非，同样也有会有人不耻他的这种行为。回到我提出的那个观点上，当体育只是一场纯粹的游戏时，那么苏亚雷斯会用手去挡出那个必进之球吗？当体育只是一场纯粹的游戏时，在苏亚雷斯用手挡出那个必进球之后，他的这个举动还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吗？

更确切的似乎应该这么表达：竞技体育运动不是一场纯粹的游戏，总是会有几家欢喜几家忧愁的。而我说竞技体育运动不是一场纯粹的游戏，也并非要去批判它——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用对错来衡量的事情。商业的浪潮慢慢的渗透到竞技体育的每一个角落，对于我们的生活同样如此——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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